□凌云
中華政治智慧中,敬畏是貫穿千年的精神血脈,更是歷史長河中的為官鏡鑒。
清代名臣曾國藩34歲晉升從四品侍講學士時,非但未露喜色,反在家書中寫道:“這次晉升,實在出乎我意料。我日夜誠惶誠恐,自我反省,實在是無德足以承受。”
這種“位高而憂”的清醒,印證了紀昀“官階日益進,心憂日益深”的箴言。面對百年變局的風高浪急,當代為政者肩頭責任重于千鈞,更需涵養這份“如履薄冰、如臨深淵”的敬畏之心。
中華政治智慧中,敬畏是貫穿千年的精神血脈,更是歷史長河中的為官鏡鑒。《詩經》有言:“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寥寥數字勾勒出為政者應有的謹慎之態。曾國藩之所以能功成身退,其核心正在于平生堅守“三畏”:畏天命、畏人言、畏君父。他認為:“敬則無驕氣,無怠惰之氣”,唯有心存敬畏,方能在權力漩渦中保持清醒。
歷史的反面教訓同樣深刻。明初宰相李善長受封韓國公,獲賜免死鐵券,卻因居功自傲,“待人嚴苛,睚眥必報”,終致全家七十余口被誅。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此理古今皆然。岑文本、孫叔敖等賢臣在升遷之際不喜反憂,其“位高而意益下,官大而心益小”的智慧,恰如警鐘長鳴。
今日之世,“世界面臨的不穩定性不確定性突出”,三重壓力如利劍懸頂:
國際博弈白熱化。全球治理體系變革加速,大國競爭加劇,網絡安全、氣候變化等非傳統威脅蔓延;
國內轉型深水區。改革攻堅遭遇深層次矛盾,“六穩”“六保”關乎民生根基;
復合風險疊加。“黑天鵝”與“灰犀牛”事件交織,多重超預期沖擊概率陡增。
東莞一位基層干部感嘆:“現在做決策,常感‘一子落錯滿盤險’。”當外部環境的“難預料”成為常態,敬畏風險就是守護發展生命線。
誠然,心存敬畏絕非畏首畏尾,而是以憂患意識催生戰略主動。年輕干部當培養“時時放心不下”的責任感,在三個方面砥礪修為:
見微知著的洞察力。曾國藩在翰林院任小官時,便從同僚敷衍、上司腐敗的苗頭中,預見王朝衰微的危機。當下更需“從細微處辨識風險”,一則關注社情民意“弱信號”,二則警惕“美麗的姑娘前,大紅頂戴旁”式的利益誘惑。
底線思維的防御力。堅持“寧防十次空,不放一次松”,用大概率思維應對小概率事件。
某市在新建化工項目前,主動開展環境承載極限測試,否決超風險項目,正是“治亂于未亂”的現代實踐。
知行合一的擔當力。敬畏最終要轉化為“守土盡責”的行動。抗疫期間,無數干部日夜值守,以“寧可備而不用”的極限準備守住防控線,詮釋了敬畏生命與責任的深層統一。
當然,要筑牢風險防控的銅墻鐵壁,還必須扎牢制度的籠子。個人覺悟需與制度保障結合,方能形成長效機制。因此建立四重防控體系尤為重要:
風險研判機制——科學掃描政治、經濟、社會等領域風險源;
決策評估機制——重大政策實施“壓力測試”,避免“帶病推進”;
防控協同機制——打破部門壁壘,實現應急聯動;
責任追溯機制——落實“誰主管誰負責”,杜絕風險“擊鼓傳花”。
這套機制如同精密免疫系統,使風險“早發現、早處置”成為可能。深圳推行“城市生命線監測工程”,對燃氣、橋梁實時預警,正是制度防控的生動注腳。
“畏則不敢肆而德以成,無畏則從其所欲而及于禍”。曾國藩暮年回首,其“無處不憂心”的惕厲,恰是支撐他穿越宦海驚濤的壓艙石。
當今世界,亂云飛渡。一位縣委書記在筆記中寫道:“每次簽字批項目,總覺筆重千鈞——這背后是千萬民生。”
敬畏不是枷鎖,而是鎧甲:它讓我們在風險浪潮中錨定方向,在權力面前保持謙卑,在抉擇之時牢記“初心”二字重逾千鈞。
當每一位為政者都能將紀昀的“心憂”化為行動自覺,將曾國藩的“懼禍”轉為未雨綢繆,則民族復興的巨輪必能在歷史的三峽中劈波斬浪,駛向光明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