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閆笑

1985年4月25日，程千帆對蔣寅說道，“古人修書，同書稱‘同前’‘同上’，一旦漏刻書名，則二書混一。陳寅恪著作引書從不用這類字，寧愿繁復抄寫，就為不致出錯。甚至阿拉伯數字也不寫，必用漢字大寫。（抽陳書舉例）隨便翻一下都是”。雖然蔣寅未記錄下其師所抽何書、所翻何卷，但陳寅恪引書“必用漢字大寫”是共見的事實。據周一良回憶，“1936年夏間，我經俞大綱介紹，謁見了陳先生，他推薦我進了已經遷往南京的歷史語言研究所。陳先生是歷史組組長，但并不過問具體事務，組內成員自由讀書，選題研究。但陳先生在組內以至所內的威信極高，無形中的影響也極大。說起來可笑，當時我們幾個史語所中的青年，甚至寫文章引書的卷頁號碼，都仿效陳先生的做法，使用大寫數字”。盡管劉浦江稱之為“效顰”，然而“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自古已然，無足怪也。

至于程千帆說陳寅恪是“寧愿繁復抄寫”也從不用“同書”“同前”“同上”這類字樣，似與實情相去稍遠。即以《唐代政治史述論稿》為例，上篇“其血統確有胡族分子者”一節征引“《新唐書》貳佰拾”之后接連7個“同書”，為數不少，其中3個“同書同卷”。此外《金明館叢稿初編》之中《崔浩與寇謙之》征引《高僧傳》也是接連5個“同書”，其中4個“同書同卷”。

其實，陳寅恪本人并未表示過“引書從不用這類字”，則程千帆所言不過想其當然。倒是陳垣明確說過“我作文不用‘同前’‘同上’，因中間如隔有一頁或一人，則非前人矣，極易誤。多二三字亦不費事。記年亦同，如該年事多，則須往前翻許多頁始見年號，于看書不便”，語見陳智超編《史源學實習及清代史學考證法》“李瑚聽講筆記”，然而筆記之內卻有3個“同上條”、18個“同卷”赫然在目。當然，這些字樣可能是門弟子所記，并非出自陳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