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和時間自能開辟出新的河流。在看不見的歷史里，很多東西沉入了運河支流。水退去，時間和土掩上來，它們被長埋在地下。”江蘇籍著名作家徐則臣在《北上》的開篇里寫道。

2014年，中國大運河申遺成功，徐則臣重新勘探被時間和土掩埋起來的運河歷史；2018年，他踏遍運河沿岸、歷時四年落筆寫成長篇小說《北上》，為大運河立傳。這部運河史詩斬獲茅盾文學獎等多個獎項，被譽為“大運河的精神圖譜”。今年，由小說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北上》在央視等平臺熱播，掀起了全民對運河文化的熱議。

7月5日，徐則臣攜《北上》作客南通市圖書館，開展“江海交匯處，尋跡‘北上’”主題分享會，講述一條大河的千年滄桑與文學創作的深邃哲思，與讀者共赴一場河流、歷史與城市文明的對話。

河流之上，聽時光滴答作響

在《北上》的扉頁上，徐則臣引用拉美作家愛德華多·加萊亞諾的詩句“過去的時光仍持續在今日的時光內部滴答作響”，暗示了小說歷史與現實雙線交織的敘事結構，也同樣構成他書寫運河動機的一句自白：“我寫運河，是因為它深度參與了我的成長。”

徐則臣出生于江蘇東海的一個鄉村，他記憶中的家鄉水網密集。他家屋后就有一條河，叫后河，整條后河組成了他日常生活最重要的背景之一。夏天在河里游泳、摸魚，冬天在結冰的河面上騎車，用河水滋潤過的泥巴捏坦克、手槍……在那個沒有任何娛樂設備的童年時代，徐則臣的一年四季幾乎都與河流為伴。這種生命體驗讓他的文字自帶水汽，他筆下運河中的每一朵浪花，都蕩漾著兒時的倒影。“對于一個走出村子都很困難的少年來說，是這條河帶著我去到了遠方。”河流帶給他的想象力，成為他最初的寫作源頭，而“到世界去”成了他不可磨滅的文學情結。

徐則臣與大運河的緣分，從他來到大運河重鎮、明清漕運之都淮安求學正式開啟。運河穿城而過，他常在兩岸穿梭。他到捕魚的連家船上做客，跟跑船的師傅和船老大們拉家常，在沿著運河邊的無數次上下游走中，生發出研究運河的濃厚興趣。在他之后二十余年的創作生涯中，這個有著青石板路的花街、石碼頭和鎮水獸的河邊，是他筆耕不輟的文學原鄉，更是他“到世界去”的精神原點。

從與水為伴的童年，到運河之都淮安，再到后來負笈北上，來到位于大運河北端的北京，深造、工作、定居，河流一直流淌在他的生命中，他曾不止一次地說道，“河流對我來說很重要”。因此，寫大運河成了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兒”。

以紙為舟，打撈消失的運河

徐則臣的早期作品《大水》《花街》《最后一個獵人》《刑具制造者》《水邊書》等，運河之水奔流其中。但在這些作品中，運河大都只搭建了一個故事發生的舞臺和背景。隨著寫作的深入，大運河的地位在他的作品中愈發明晰與重要，他想將運河從“故事背景”中拉出來，送上舞臺中心，以大運河為主角，書寫“關于一條河流與一個民族的秘史”。

當決心讓大運河從小說“背景”走向“主角”時，徐則臣第一次發現自己對于運河并不算真正了解。“寫《北上》前，我拿著‘望遠鏡’看運河就夠了”，然而，當運河真正成為敘事中心，他發現自己熟悉的不過是模糊的輪廓，他說，“就像看南通狼山，遠觀能描述山形，真要細寫，必須知道哪塊石頭旁長著什么樹，樹齡幾何，葉子形狀。”

為此，他拿起了“放大鏡”和“顯微鏡”，在四年多的創作歷程中，幾乎一半時間都花在了案頭工作與田野調查上。關于運河的書，他看了六七十本；運河沿岸，從南到北，從北到南，他走了無數趟。他的初稿里曾寫道，1901年翻譯向意大利人介紹“河下古鎮是吳承恩故鄉”，有朋友指出吳承恩著《西游記》是胡適在新文化運動后考證出的結論，1901年世人幾乎不知。他對許多類似的細節進行認真考究，前后刪改數萬字，像在歷史的褶皺里“捉蟲”。他說：“寫運河這樣真實存在的載體，要對每一個字負責。”

他曾按圖索驥，在山東德州尋找一段文獻記載的運河古道，眼前卻只有一排楊樹和一位樹下搖扇納涼的老人。“大爺，河在哪兒？”老人指了指腳下荒草叢生的小路：“這兒就是！我小時候在這兒摸魚捉蝦。”隨手一劃，便是滄海桑田，幾十年間，黃金水道已被時間沒收，淪為無名野徑。一股悲涼感瞬間擊中徐則臣，“運河在歷史中承載了多少南來北往的繁華，但它今天變成了一條路，長滿了荒草”。悲涼之余，用文字為河流立命的責任感愈加強烈，這讓他更加確信自己的決定，他要在小說中將這種憂患意識呈現出來，將消失的運河從時間里打撈出來。

運河之畔，觸摸流動的文明

“如果說長江、黃河是華夏文明的生母，運河則是奶媽。”面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讀者，徐則臣總愛用這個比喻。在他看來，母親河賦予了中華民族的文明基因，人工開鑿的大運河則以后天的滋養，塑造了一個民族的精神樣貌。

2500余年前，運河開鑿，馳騁奔流，打破了地理隔絕。橫貫中國東西的錢塘江、長江、淮河、黃河、海河五大水系，曾如天然屏障將大地分割，而京杭大運河這條南北動脈，像“豐”字中間的那一豎，將割裂的板塊連成整體，“盤活了整個中國”。“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絕非為了看瓊花。”徐則臣眼中閃爍著歷史的洞見，“那是為了打通一道道壁壘，讓物資、思想、人才像水流一樣融通。”

運河是水路，更是文路，文化的傳播也同樣依賴運河的舟楫。徐則臣細數運河沿線的文學地圖，四大名著、“三言二拍”等文學名著便誕生于運河沿岸，“明清文學史幾乎就是運河沿線的文學史”。在他看來，運河帶來的不僅是糧食與絲綢，還有造紙術、印刷術的傳播，以及文人墨客的遷徙。

分享會前，第三次來到南通的徐則臣探訪了張謇故居、大生紗廠、大生碼頭，在這座與水分不開關系的江海交匯之城，觸摸到了這座城市與運河更深層的聯結。流經南通的運河雖非主干道，卻以“枝杈”的姿態賦予了這條大動脈更旺盛的生命力。他說：“運河是封建時代的高速公路，南通豐富的內河網絡，就是深入主干道的‘毛細血管’，既從主干吸收營養，又把江海的氣息注入其中，大運河也因為這些支流而生生不息。”

徐則臣不吝贊美南通擁有著“天時地利”的厚土：“一個能孕育張謇這般人物的城市，其精神必有大運河般的包容、開放與堅韌。”在他看來，當代南通人完全有理由延續這份文化自信：“當通達的內陸與開放的江海襟懷相遇，這個四面來風的地方，必定會越來越好。”

“一條河活起來，一段歷史就有了逆流而上的可能。”在《北上》結尾時，徐則臣寫下這段文字，為他小說里的大運河故事畫上圓滿句號。而小說之外，大運河的水仍在流，就像文學的筆從未停。徐則臣與《北上》的彼此相望，或許正是為了證明，當作家的筆觸與世界的脈絡同頻共振，那些沉睡的歷史會蘇醒，那些沉默的河流會歌唱。

本報記者 邢知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