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亮

為營救在五四運動中被捕的學生，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1919年6月11日，陳獨秀在北京前門外新世界游藝場散發傳單，遭到反動當局逮捕，為此，全國輿論一片嘩然，社會各界強烈譴責北洋政府。近三個月后，迫于輿論壓力，京師警察廳于9月16日釋放了陳獨秀。當李大釗聞聽陳獨秀被釋放，特別高興，寫下了《歡迎獨秀出獄》。

這首詩熱情贊揚了陳獨秀堅持真理的斗爭精神，抒發了李大釗等師生對陳獨秀獲釋的喜悅之情，更表達了他追求真理、沖破強權黑暗統治的信心和決心。在詩歌形式上采用了通俗易懂的白話和相對自由的新詩體，宛如和煦的春風，既清新自然，又朗朗上口，具有很強的思想性和藝術感染力。細細品味這首詩，深切感到在黑暗和覺醒的年代里，革命先驅者的高尚人生追求、博大家國情懷和無私奉獻精神。

一是對真理的無比渴望。1840年鴉片戰爭以后，中國處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山河破碎，民不聊生。1911年辛亥革命雖然推翻了封建王朝，但中國仍然軍閥割據，四分五裂，反動政府依靠強權剝削壓迫人民，鎮壓反抗的民眾。1915年，陳獨秀在上海創辦《青年雜志》，后改為《新青年》，開始了倡導民主與科學的新文化運動，有力打擊和動搖了長期以來封建正統思想的統治地位，喚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國知識分子尤其是廣大青年受到了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學思想的洗禮，從而打開了新思想潮流的閘門，在中國大地上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思想解放運動，為適合中國的新思想，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傳播創造了有利條件。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中國送來了馬克思主義。但馬克思主義是否適合中國，是否是救國救民的真理？俄國革命能否在中國復制？引起了知識界廣泛的爭論。李大釗和陳獨秀先后接受了馬克思主義，并開始在中國傳播。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李大釗和陳獨秀等北大教授積極參與到這場轟轟烈烈的愛國運動之中。他們利用《每周評論》作為思想輿論陣地，李大釗以“孤松”、陳獨秀以“只眼”為筆名，發表多篇文章，報道學生運動的起因、進程，批評反動政府鎮壓學生、維護反動統治的可恥行徑，引導社會輿論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由此可見，從新文化運動到五四運動，陳獨秀、李大釗成了當時學界思想的旗幟與真理的化身。陳獨秀被捕，社會各界不僅擔心他的生命安危，更擔心思想的火焰和真理的光芒熄滅。因此，李大釗等組織社會各界積極營救。在陳獨秀被捕98天后，反動當局迫于輿論壓力，決定釋放陳獨秀。李大釗用“你今出獄了，我們很歡喜”的反復詠唱，表達了師生們的無比喜悅之情。“他們的強權和威力，終竟戰不勝真理；因為你擁護真理，所以真理擁護你”，更表達了進步師生對救國救民真理的渴望和對堅持真理的思想者的無比敬仰。

二是對戰友的深厚情誼。當年在北京流傳著一首嵌名詩：“北大紅樓兩巨人，紛傳北李與南陳，孤松獨秀如椽筆，日月雙星照古今。”李大釗與陳獨秀相識于1914年夏天，1917年陳獨秀應聘北京大學，擔任文科學長。1918年2月，李大釗出任北京大學圖書館主任，二人開始共事，不久李大釗參加了《新青年》的編輯工作，從而逐步形成了陳獨秀和李大釗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的強大陣容。1918年12月，陳獨秀和李大釗共同創辦《每周評論》，開始了他們并肩戰斗的新征程。共同的理想追求、合作共事的特殊經歷，以及各自高尚的品德修養，使他們結成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當時十分險惡的社會環境中，他們時時關心著對方安危。當得知陳獨秀因散發傳單而被捕時，李大釗深深自責，然后又組織設法營救，主張凡是想到的辦法都可以一試，并安排聯絡上海、南京、保定、長沙等地報館刊登陳獨秀被捕的消息，提出抗議，要求釋放陳獨秀，在全國造成強大的輿論攻勢。

在聞聽陳獨秀將獲釋的消息后，他欣喜若狂，當場表示要親自到監獄門口迎接他，隨后又寫下了這首詩。在這首詩中，李大釗不僅對革命戰友陳獨秀追求真理的不屈精神高度贊揚，同時，在李大釗看來，《每周評論》少了陳獨秀就是“喪失了光明，減了價值”。李大釗更看到了未來的希望，雖然《每周評論》被查封了，但“有許多的好青年”接受了新思想，他們“好像花草的種子，被吹散在遍地”，必將漫山遍野地茁壯成長。更“有許多的好青年”學會了“出了研究室便入監獄，出了監獄便入研究室”的從容與頑強，他們也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為追求真理，拯救苦難的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做好了犧牲一切的準備。李大釗直接把陳獨秀的詩句引用到詩中，也反映了這些詩句在當時的廣泛影響和他對陳獨秀思想的高度認同和贊賞。

三是對國家的無私精神。李大釗說過，“犧牲永是成功的代價”“高尚的生活，常在壯烈的犧牲中”。為了追求革命真理，追求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李大釗被捕前，他拒絕了來自各界的善意勸告，拒絕南下避難。入獄后，他無怨無悔，拒絕黨組織的冒險營救，避免了其他同志的犧牲。他以大無畏的精神慷慨赴死，是一位真正的革命者。他熱情支持鼓勵每個進步青年，把自己的工資收入用作辦報經費，還用來資助貧困學生，自己卻過著十分節儉的生活。以至于蔡元培校長得知后，吩咐學校財務在每月發工資時，先把他的生活費扣下來交給他夫人。其實，在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和接受上，他和陳獨秀有先后之別。他們之間也存在著許多認識上的分歧。李大釗和陳獨秀經常交流思想，他多么希望這位“五四運動總司令”能早日接受馬克思主義，因為他知道，一旦陳獨秀信奉了馬克思主義，憑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會使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得到更加迅速的傳播。從認識和接受馬克思主義到“相約建黨”，他們經常爭論不休，有時甚至不歡而散，但其中沒有一絲一毫私利，他們追求的是救國救民的真理，因此始終是好同事、好戰友。陳獨秀被捕后，把監獄當成了研究室，廢寢忘食學習琢磨馬克思主義理論。正如李大釗所說，監獄的鐵窗可以隔離任何東西，唯有思想是隔離不了的。甚至當獄警告訴他可以出獄的消息時，陳獨秀無動于衷，仍然潛心研究馬克思主義。可見，為了追求真理，“什么監獄，什么死”都已不在話下了。最后，竟然在獄警的苦苦哀求下，他才停止了手中的筆，昂然出獄。表現了一個思想者、革命者的傲骨正氣和無私無畏的精神品質。

這首《歡迎獨秀出獄》，我讀了許多遍，也抄了許多遍，每次誦讀都感到一種無比的溫暖和力量，心中油然升起對革命先驅和真理的敬仰。對他們而言，別的都不重要，只有真理最重要。這又讓我想起共產黨員夏明翰在就義時寫下的一首氣壯山河的詩：“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殺了夏明翰，還有后來人。”